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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城》:女性的生存处境

1999-10-20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在当今透视城市青年生活及其精神流变的长篇小说中,刘晓村的《蚀城》(作家出版社,1999年)具有自己独特的魅力。作品写得细腻、潮润、灵巧,简洁的叙述中呈显着生存的复杂与沉重以及那种富有时代感或命运感的思情穿透力。尽管是一座多雾的湿漉漉的城市,尽管是一些生活的碎片,但我们还是从叙述的隙缝中窥见了被遮盖的真实:接受挑战或在无奈的苦涩中挣扎与抵抗。小说所营构的是一个年轻人的世界,他们笑着,哭着,活跃着,冲动着,也追求着,思考着;他们经历着人生必然经历的阶段,那是无可避免的青春的遭遇,何况遭遇在一个长满苔藓与花卉的城市,一个既滋生梦想又讲求现实的时代。

青春是美好的,但青春的美好并不等于阳光、草地与音乐,也不等于某种回忆或成功的瞻望——实际上,他们并不明白成功是什么,也不明白那种渴求成功的躁动给他们造就的,往往是更多的迷茫、困惑或痛苦。可以从小说中感受到挑战的严峻及不近人情,注定会使他们逐步意识到实现往日理想的不易,以致在走向生活深处的某些时刻,突然领悟到命运的不可捉摸,或感到亢奋之后的心灵疲惫。作为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的过程”,我们正是通过小说中的这些年轻人的生命历程,才发现文字垒砌起来的不只是一幅“蚀城”的潮湿而又生动的图像,而且是一种人从历史走向现实的弥漫着时代气息的演变或揭示。尽管小说的主要描写对象是一个特定氛围中的年轻人的生存状态,而生存的境遇又是那样不可替代,那样富有转型时代的惶恐不安的气息,且不乏自由选择与人性局限、乃至与各式各样的可见或不可见的社会游戏规则的冲突,但一旦当我们拨开那些如迷雾一般笼罩着的枝蔓,便可能发现一种更接近本相的真实,那就是人的处境——在这个时常被人美化的千姿百态的世界上,人虽有你我他或男性女性的分别,也有三教九流的不同及社会名分的差异,但就人性意义上的处境而言,却有惊人的共通性。当然,是不是生活在“蚀城”,或所在的城市是潮湿还是干燥,似乎是无关紧要。“蚀城”仅仅是一种意象,或一种让人感到无奈的生存世界的象征。不难发现,一切关于“人的过程”的描写,也就使小说的叙述携有一种诗意,一种超越具体人生形态的弦外之音。

小说中最能引起读者遐想的主人公,大约就是那位话剧女导演夏叶了。夏叶是导演,但她在世俗的乃至艺术的生活中,却缺少演戏的“才能”,而与她同室的尹小艾,虽是蹩脚做作的三流演员,却如苔藓一般适应“蚀城”的腐旧潮润而不动声色地疯长:她把生活这台戏演得有声有色,演得在欲望的道路上无所不能,同样演出了人的生存处境的某种本色。夏叶是一位有追求的、视艺术为生命价值实现的女性,她的善良、正直、坦诚、敬业、勤勉——她的付出与她的收获并不成比例。她与秦月月一样,理想的驱使是那样强烈,青春的火焰在世俗生活中是那样炽热与耀眼,但她们终于无法冲破多元的层层叠叠的重围:世俗文化的,社会机制的,人性局限的,乃至激情的或欲望的……她们挣扎、抵抗、冲撞或忍耐,但她们面对的是一张陈旧而牢固的“网”。活泼率真的秦月月在“觉悟”之后,作出了远渡重洋的自救选择,但绝非完美的或最终的出路——她会遭遇另一种形式的“网”。夏叶将怎样选择呢?作为人,也作为年轻的女性,她需要鼓动、需要宁静、需要感情的抚慰或依托,可这一切是显得那样遥远。她是坚强的,又是脆弱的;她有所选择,又莫衷一是。她是在人生高地的边沿上犹豫踯躅。我想,不管是雨天阴天晴天,她总会往前走的。对于小说来说,重要的不是结局,而是过程,是那种人性的过程;写好这个过程,也就把世界的本相、把人的处境告诉了读者。

《蚀城》是一部很地道的女性小说。虽在同情女性的同时,也对女性的软弱及精神依附性作了犀利的剖露,但小说把更多的批判目光投向了人物关系中的男性:虞琛、宋立咏、杨新洲、夏明渊、柳桑、赵岳斌、赵卫、苗波等。这些人的情性或人格或品德或精神状态,都以社会化的方式显示出相应的残损或缺憾。即便是牙医黎季尧,也不可能走出世俗的局限。在这里,男性的“人的过程”,便是夏叶们所面对的“网”的一部分,或女性生存处境的一种构成。显然,这种富有时代气息的男性批判,极大地强化了小说的叙述深度或思情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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